侯顺德同志长期在县里工作,是个“老农业”。从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开始,他先后在临漳、永年、磁县,成安、肥乡,曲周等县担任过县委主要领导职务。由于工作出色,中央华北局曾通报表扬，1958年在邯郸向毛主席汇报过工作,还曾受到周总理接见。

  本文忆及的是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,侯顺德在担任邯郸地委副书记、大名县委书记期间,带领大名县人民搞农业“大包干”的事迹。

  1978年底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时,大名县在全国是有名的农业穷县。全县人均口粮只有 347 斤(包括统销),社员人均收人35.6元,比1955 年合作化时期还减少 21 元。全县劳动工值三角左右的生产队有50%,这些队集体空、社员穷,“生产靠贷款,吃粮靠统销,生活靠教济”。为什么大名县这样穷？原因固然很多,但主要是“左”的错误,搞平均主义,在生产劳动中“大呼隆”和在分配中吃“大锅饭”闹穷了。群众说:“干不干,八两半,干不干,都吃饭”:“干是仨馍馍,不干馍馍仨”。干与不干一个样,这就严重挫伤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。人们说,“大呼隆”干了二十年,越干越穷,什么“招儿”都用上了,就是治不了这个“穷病”。

  万堤公社万北大队第一生产队,是全县有名的“老大难”队。这个生产队共有46 户,204 口人,男女整半劳力65 个,耕地339 亩。公社化二十年来,粮食亩产老在 200 斤左右徘徊,社员每天口粮指标最高不过八、九两,劳动工值最低只有一角多钱。当时,万堤公社共有68个生产小队,万北一队的收入倒数第一。牲口没喂的,人们没吃的。社员有的卖东西,有的外出干副业,偷摸现象也非常严重。外队的社员给这个队起了许多不雅的外号。

  为了改变这样的情况,公杜,大队也想过种种办法。这一班干部不行就换另一班,结果轮来换去谁上去也搞不好。后来就分队,一个队分成两个队,干部多了,吃闲饭的就多;吃闲饭的多了,社员得到的就更少，结果搞得更糟,不得已又不得不合起来。上级领导也多次派来工作组,但效果都不大。

  1977 年麦收后,队里有人说,已经到了这步田地,与其一年又一年地標穷,不如干脆把地分到户。干部、社员商量后,便“偷偷”将秋庄稼的田间管理实行了责任制,其它农活实行了包干制（实际上这个队实行的就是当时还不大完善的“大包干”,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。由于怕上边干预,对外说是“田间管理责任制”)。这样的解决方法一实行,果然很灵,社员的干活劲头马上就起来了。经过一年多的实践,体会到实行责任制有许多优越性;充足表现了按劳分配，增强了社员的责任心，提高了劳动工效和农活质量，促进了干部参加劳动，实际做到男女同工同酬。人还是原来的人,地仍是过去的地,但产量大幅度增长。这年秋季,粮食产量比上年增长 30%。1978 年小麦亩产275 公斤,比上年增长 3 倍多。1978 年和 1976 年相比,粮食总产由8 万斤增加到28.9 万斤,亩产由 200 多斤增加到 1000 斤，工值由一角多提高到四角多。电动机、柴油机、水泵等农机具由 10 台(件)增加到18 台(件);机井由 5 眼增加到 10 眼。并归还国家贷款和欠社员的款 6000 多元。社员口粮由 340 斤提高到 460 斤(加上自留地的产量,可达 580 斤)。许多社员由欠款变为分红。过去社员发愁没有粮食吃,现在发愁粮食没地方放；过去穷得愁眉苦脸,现在高兴

  得喜笑颜开。79 岁的老党员董才增,看到生产搞得这样好,见了干部就夸。社员董跃峰一家 8 口人,过去靠集体靠不住,经常外出搞运输。这年看到麦子长得好,觉得集体靠得住了。夏忙时,为了节约时间多干活,他和爱人用排子车拉着锅灶和孩子,在地里干,地里吃。杜员董作堂一家5 口人,过去粮食不够吃,有时还偷摸庄稼,名声不好,儿子大了也订不上婚。现在家里粮多了,还分了现金,日子好起来,大儿子很快订了婚。他不但不偷摸了,还积极维护集体利益,被社员选为作业组组长。

  这个队实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后,别的队干活仍是一帮一伙的,只有万北一队是一家一户。有人说这是“搞单干”、“开倒车”,是“资本主父”。一些干部思想不解放,也觉得增产不增产事儿不大,可别再犯右倾错误。白庄大队支书白路亚,偷偷跑到万北一队“私访”,觉得人家的做法确实不错,但回到本队还是不敢推行,“扳倒树捉老鸦,还是稳稳当当干吧”。

  这个时候,侯顺德到万北一队亲自作了调查,认为这个队的做法符合党的改革精神,是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,应该在全县推广。他主持召开县委扩大会,说:“咱们不能再念‘紧箍咒’了,这个办法是逼出来的,叫‘逼上梁山’,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。”从而统一了思想,肯定了万北一队的经验。1979 年麦收以后,大名县围绕“责任田”的问题开展了真理标准讨论补课,批判了极“左”思想,为推行责任制的人壮了胆。麦收一过,县委率先做出《推广万北一队责任制的决定》,把这个队的经验先后两次印发全县,还召开学习推广动员大会,让万北—队队长董可志在全县各公社巡回介绍经验。老侯在会上讲:“万北一队的经验本来是‘金娃娃’,可是在一年前有些人却把它当成‘私生子’了,受尽了歧视和责难,不准落户。今天,我们要给‘金娃娃’正式上户口,让它在大名生根,开花、结果。”

  万北一队的经验,很快在全县推开。到这年 5 月,全县有 1897个生产队实行了小段包干,即：定额记工与死分活评相结合的方法；有530 个生产队实行了单项作物责任制,有的责任到组,有的责任到人；有 396个生产队划分了常年作业组,实行几定,联系产量计算报酬的方法；有 65 个生产队采取大田管理责任到人的办法,根据管理好坏验苗定工。老侯说:“不管实行哪种形式，只要对国家有利,对人民有利,都可以干！”

  由于“左”的思想的禁锢,在推行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上,遇到了不小的思想阻力。

  万堤公社生产队中有 54 个队实行了责任田以后,外社、外县纷纷来这里参观学习。正在这一经验被广大干部群众所认识,逐步得以推广的时候,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怀疑风。省里的领导轮番亲临“调查研究”；河南、山东一些邻村甚至喊出“要顶住大名这股单子风”。在北峰公社后北峰大队,侯顺德了解到,支部书记也想实行责任制,但怕戴“资本主义”的帽子,怕说是“跟大寨对着干”,因而顾虑重重。

  从后北峰回到县里后,老侯同在家的几个常委商量了一下,决定把在下面发现的问题和各社队情况通通气。于是 1979 年9 月23日自己动手给全县农村干部、社员写了封信,鼓励大家打消顾虑,大胆实行责任制。并在几次调度会上强调:“公社干部要放心领导群众搞责任制,如果错了,先处分我。”他还先后在杨桥片、龙王庙片召开三千人大会作解放思想报告,明白准确地提出“人叫人动人不动,政策调动积极性”,要还农民生产自主权,落实按劳分配政策。儒家寨公社书记对实行责任制思想不通,老侯还直接派人,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帮助。从此,以“大包干”为主体的多种形式责任制在全县逐步推开。

  老侯在此期间,不断到基层“解剖麻雀”,以点带面,推动工作。1979 年初,西司庄公社个别大队实行了“口粮田”,杨桥片 7 个公社的花生大都实行了责任到人和“大包干”。老侯对此进行鼓励和帮助,使大家认识到责任制一没改变所有制,二没有改变按劳分配的原则,只是经营管理方式的改变,搞责任制生产发展了,对国家贡献增加了,集体经济壮大了,社员生活提高了,这不是资本主义。

  1979 年底,全县召开三级干部大会,拿出十几个典型启发大家，搞不搞责任制大不一样,早搞与晚搞大不一样。责任制早搞早主动，晚搞晚主动,不搞就被动。责任制到组不如到人,不联产不如联产。为了鼓励大家实行责任制,老侯在大会上作了题为“政策不变,干部不换”的报告,会场多次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县三干会后,又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专题大讨论,使联产计酬责任制在全县得到进一步的推广。

  1980年9月,中央《关于逐步加强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》(即中发[1980 ]75 号文件)指出:“在那些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,长期吃粮靠返销,生产靠贷款,生活靠教济的生产队,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,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,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,可以包产到户,也可以包干到户。”县委有了这个“尚方宝剑”,更坚定了搞责任制的信心。书记动手,全党动员,把传达贯彻文件精神,推广农业生产责任制当作大名县中心工作来抓。县委发出《关于进一步搞好生产责任制的通知》(即大发[1980]32 号文件),号召:“工农兵学商,农林牧副渔,不吃大锅饭,都搞责任制。”并组织群众深入开展学习大讨论,经过半年多的工作,干部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,各种各样的形式的生产责任制普遍推开。到 1980 年底,实行责任制到联产计酬的有 2212 个生产队,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 79%;包产到组、联产计酬的有 170 个生产队,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 6%;实行小段包工,定额计酬的有 323 个生产队,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12%。少数“三靠队”全部实行了“大包干”的办法。

  大名县在推行责任制的过程中,县领导坚持深入实际,调查研究。老侯专挑最穷的社队蹲点。

  侯顺德到大名县上任时,没先到县委机关,而是从邯郸直接到大名县最穷的杨桥片几个穷村调研。他发现小庄村穷的用茶缸分粮食,赵庄村仓库里没粮食,饿得老鼠啃秤杆,心情很沉重。回到县委,他主持起草的第一个文件就是向省委,地委作出的《关于穷社、穷队问题的报告》,提出对这些穷到极点的社队,落实党的农村政策,还农民的生产自主权。此后,县成立了“改造穷社穷队指挥部”专抓项工作。

  杨桥公社前桑圈大队,过去是出了名的“三可怜”队（产量低的可怜,社员生活低的可怜,队里牛瘦的可怜)。1966年4 月3日,周恩来总理视察过这个村子。当时,周总理问社员每天的口粮多少，社员回答说只有七、八两,周总理怀着沉重的心情说:“生活低的太可怜。”总理到地里察看,同队干部和社员谈话,听说亩产才几十斤,临离开时,亲切地嘱咐:“你们要好好搞,等到亩产达到 400 斤时,我再来看你们。”由于“”,这个村一直未能改变面貌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,侯顺德到这里蹲点,支持这个队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,出现了粮多、钱多、盖新房多的新景象,实现了周总理的愿望。《人民日报》曾发表长篇通讯《从“三可怜”到“三喜欢”》,记述了这个队的变化。县委及时在这里召开现场会,用前桑圈的变化,说明实行责任制的必要性。

  杨桥公社小王庄大队过去是个“穷中穷”生产队,实行责任制后结束了十年吃返销粮的历史。老侯就带领大小队干部来这里参观学习,看这个队是如何变化的。

  老侯在调查中了解到,段村公社有个生产队的村边、地头、树林的闲散她和鸡刨地很多都荒着。他及时召开现场会,提出把村周围坑洼闲散地和小片荒地,用实行责任制的办法,由集体统一分配给社员耕种,能种麦的种麦,适合经济作物的种经济作物,千方百计发展生产,增加收入。万堤公社后桥大队,把村周围 35 亩“鸡刨地”分给社员种韭菜,一年收入3.8万多元。在县三干会上,把这个队作为典型,印发每个参加会的同志,都说“鸡刨地变成了‘聚宝盆’”。

  生产责任制的实行,使干部,群众的精神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。北门口公社西村大队有个社员过去好吃懒做,常靠吃救济过日子。自从实行了包于到户责任制后,他连明搭夜在地里干,夏天中午也不歇响,撂下饭碗就下地。在秋收种麦时,他一连 20 多天吃住在地里,社员说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。万堤公社徐山庄大队第二生产队副队长张金海,家里节余现金 2000 元,这一年小麦追肥时,主动拿出 1000元借给队里买化肥用。万堤公社前桥大队由于干部领导得好,社员干活努力,获得了大丰收,粮食超产。按规定 14名大、小队干部应得奖金 5850 元,平均每人400 元。全体干部经过讨论，主动提出只要 3000 元,其余 2850 元用来为村里打—眼吃水井,建一个水柜,解决社员的吃水问题。

  老侯决心在落实各种各样的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,打好优势仗。扬本县之长,避本县之短,因地制宜发展农副业生产。

  1980 年春节刚过,他便到基层调查研究。在王乍村公社,他了解到这里历来有种大蒜的习惯,可是过去硬是不准种,种了还给拔掉。公社干部对他说,现在全公社 9000 口人,如果允许种 1500 亩大蒜,能收入 50 多万元,光蒜一项就可以人均收入 60 元。在南李庄,他了解过去这里很富,号称“小大名”。为什么富呢？人们告诉他，靠的是“三扑楞”:上扑楞是果树;中扑楞是荆条、杈条;下扑楞是花生。人们靠卖水果、卖花生、卖条子和筐篓,生活曾经比较富裕。谁也没有料到,前些年一阵风刮来,“三扑楞”被砍光了,风沙也起来了,粮食减收,人们穷得叮当响。后来,社员又开发了 300 多亩沙荒地,包给社员全部种上了花生。崔岳村公社过去把种大蒜当成资本主义批,农民有了自主权,种大蒜 1200 多亩,收入40 多万元。老侯算了算账,全县有沙荒地 10 多万亩,可以发展土地承包大户,这对国家,对农民都有利。

  侯顺德在各级干部会上对只准种粮的倾向进行了严肃的剖析,以实际例证说明因地制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。要求全县从实际出发,调整和改善种植结构,全面发展农工副业生产。要在薄碱沙地上种花生、芝麻等经济作物,缩小种粮面积;要在肥沃的土地上多种药材、大蒜、瓜果等作物。在老侯的头脑中开始形成“西部小麦、东部花生、北部蔬菜”的雏形。

  他还明白准确地提出,允许农民个人养牛养驴,买排子车,搞家庭删业。这在当时,是要有很大勇气的。

  从1980年到1982年,大名县农业和农村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。据统计,两年中,全县年人均收入达到百元左右,加上家庭副业收入达 180 元以上。出现了 1700 多个生产万斤粮户,有1300 多个向国家交售 5000 斤粮的户,有 3000 多户人均年收入达到 500 元。全县新购大拖拉机 130 台,各种农业机械设备 2744 台,新增大牲畜 1031头,架高压线 华里。社员说:“实行生产责任制,戏没少看,集没少赶,亲戚没少串,但分的粮和钱比过去多得多。”1981 年 10 月,《人民日报》刊登的《向着富裕之路迈进》的长篇通讯,开头是这样描绘大名县发展变化的:“一进入河北省大名县境,田野里,浇过水的麦田平平展展;村子里,一座座新砖房平地而起;公路上,汽车、拖拉机和毛驴车络绎不绝,正把农副产品送往邯郸等地,把化肥、煤炭等运回来。各处的粮站门前,社员们怀着丰收的喜悦,排着长队向国家交售余粮。这个历史上有名的穷地方,从实行联产责任制后,短短三年,发生了重大变化,正在向富裕之路迈进。”

  每当群众想起这一切,都念念不忘时任县委书记的侯顺德。群众当时说:“‘大包干’带来了大变化,‘大包干’解决了‘米袋子’,俺家不供灶王爷,也要供奉侯顺德。”有的说:“想吃油,找老侯(大名县种植花生较多,面积约占全邯郸地区三分之二左右)。”1990 年 12 月,侯顺德同志病逝。他虽然离去我们十多年了,但他的事迹却使大家久久不能忘怀。